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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滴滴村:被互联网收编的司机和他们的江湖

2016-7-19 12:03| 投稿: lofor

摘要: “你要是觉得,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,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,“我们所谓的自由,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,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,直到出 ...

“你要是觉得,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,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,“我们所谓的自由,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,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,直到出现了“叛变者”夏正武。即使不是第一个“叛变者”,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。 回头看来,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,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。

“叛变者”

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,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,直到出现了“叛变者”夏正武。即使不是第一个“叛变者”,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。

回 头看来,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,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。他从此跳出了那张需要缴纳份子钱但也涵盖社保的特 许经营权合同,也跳进网约车时代的滚滚浪潮里。那晚还是一个小型专车公司的成立起点,让一个与科技革命看起来很遥远的村庄开始了自我进化。

那个乘客与别人不太一样。从一上车,他就明显话多。“师傅,你看着开车技术不错,你开了多少年的车?”“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吧?”“那怎么没想到去开滴滴呢?”

在 乘客汪国平看来,那个司机也是特别的。但凡打车,他就会和司机聊天,有些人根本懒得接他的话,有些人能聊,但答案不是他所期待的,提起滴滴不是充满愤懑之 意,就是带有为难情绪,“我们不敢干啊”,或者,“车还没有到期”。但夏正武给人的感觉,健谈、爽快,他的租约马上就到了,他对滴滴的态度,似乎是开放 的。

汪国平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,样子看起来精明老练,说话偶尔有一点夸大其词的倾 向。他当时是小额信贷公司的老板,很多钱借出去了收不回来,公司一度要断掉资金链。但毕竟有几十辆车抵押在他手里,他想着转型成立专车公司,与滴滴合作。 不是所有车都能派上用场——比如加长林肯几无用武之地,但他眼下亟待解决的并不是车。他缺的是好司机。

汪国平向夏正武发出了邀请。“你干脆跟我来搞专车吧。你是最合适的,深圳你闭着眼睛走。”

一个月后,汪国平的“快易达”专车公司成立,夏正武成为首批招募的专车司机之一。

专车司机与出租司机,像是移动互联网语境里的一对反义词,让人联想到彼此存在竞争并带有敌意的两个群体。把它们放到一起搜索,出来的结果是不同城市的出租司机打砸、围攻专车的新闻。

与 互联网世界更为接轨的深圳,出租司机们的落差更大。除了滴滴,优步、易到等网络约车公司以及已被并入滴滴的快的,也早早在这座城市布局,通过一轮轮的割喉 战,完成了市场教育。出租车市场遭到严重挤压。几年前,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月入一万五六,现在,七八千元已算是天花板。

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与同是大都市的北京、上海的区别在于,本地人占比极少。湖南籍司机一度占据半壁江山,其中以攸县人居多。夏正武原籍益阳,是攸县的倒插门女婿。

从 上世纪90年代,亲带亲,邻带邻,像快速迭代的无性繁衍,攸县人相继涌入出租车行业。而城中村因为房租便宜、停车方便,成了他们首选的栖居地,攸县老乡们 选择在故土之外,继续做老乡。皇岗村、石厦村、大望村,都是深圳人众所周知的“攸县的士村”。据估计,大望村住有1000多名出租车司机。

?大望村是深圳著名的“的士村”,但现在村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专车司机。

两条相互竞争的叙事线索被并入一条。很快,整个村子知道,有个出租车司机变成滴滴专车司机了。通过口口相传,一些消息在村里被交叉验证着:他第一个月交了12000块钱给他的妻子,这是他妻子在“太太团”聚会的时候聊起的。当男人们找上门来问,夏正武承认了。

那 段时间,每天都有老乡上门咨询。早一批,晚一批,与出租车早晚7点的交接班时间相对应。夏正武实在,把自己所知道的——甚至他的收入支出的所有细节,全部 分享。但他也很谨慎,不轻易出具意见,“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,要不要搞,你自己判断”。如果那人表达加入的意愿,他才带着去见老板汪国平。他也害怕时势逆 转,带人入错行,“他们以后就会挑毛病,当时要不因为你啊……我没有必要。”

但对于亲人,他还是帮着拿主意。45岁的谢学文是他外甥,2015年10月交了车,打算回长沙做货车司机的老本行。夏正武向他陈述利害,劝他“一起搞滴滴”。

谢 学文算是被迫离开出租车行业的。2015年6月,他的副班司机不干了,跑去开滴滴。“招副班”的告示在车后窗贴了几个月,硬是招不到人。每月一万两千多的 份子钱没有人帮他分担,出车的时间更长,但赚钱反而少了,算下来只有四五千元。公司向他承诺会降租,但一拖再拖。如此熬了4个月,他再也无法忍受。

“我的头脑很简单,就觉得出租车做不下去了,我就不做了,也没想可以转一下。”谢学文说。舅舅虽然只比他大几岁,但“舅舅永远是舅舅”,说话管用。对于有意离开的司机,出租车公司总会动用各种说辞挽留,但他们大概不会想到,那个最有效的游说者,曾是己方阵营的一员。

恰 恰是昔日技艺与经验,成为这些老司机们在新行业成就卓越的机会。“不认识路是最麻烦的事情,但出租车司机都是活地图。”汪国平说。他的专车公司除了租车费 用,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总体进账的返点,而出租车司机们从来没有让他失望:他们能吃苦,习惯长时间作战,同等时间往往能赚到更多钱——他们知道哪里是订单高 发区。在招募员工时,他对其他行业的人会慎重选择,但对出租司机——夏正武至少介绍了十几个人,来者不拒。

2016 年年初,一篇微信公号的文章让夏正武在村里再次红了一把。因为服务好、用户评分高,也因为那段转型故事,滴滴公司将他树为模范人物,并以他为主角拍摄,发 布了一组图文,在网络上传播很火。他因此被同行们笑称为“滴滴村村长”。采访的邀请纷至沓来,有几个星期,手机被记者打爆了。

夏正武并不开心,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。“每天接电话的时间都多过我做生意了,”他向汪国平抱怨,但又不能设置拒绝陌生来电,“我不是靠出名吃饭的,我是靠干活吃饭的。”他告诉《博客天下》,“你们是第三家采访到我的媒体”,并发誓这将是最后一家。

一次,有个乘客看了他半天说,好像在新闻里见过他。他装作不知道,敷衍了过去。“因为很多人心态不平衡,”他后来解释,“你服务好?你出名?我给你打个一星(即最低分)试试?会有这种人。”

转型之后,许多事情都随之改变。座驾售价近20万元,手刹变成自动挡,开起来轻松得多。

但 他也失去了一些以往的乐趣,载客需全程静音,他钟爱的草原歌曲,没什么机会播放了。出车时间全由自己掌控,想休息随时休息,没有交接班的捆绑。在街上不停 兜转的接客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式,现在他把车停靠路边,等待平台派单即可,没有订单时,还可以睡上一觉。“现在比原来更自由了。”夏正武反复强调。

然而有一些事情,是恒久不变的。

按 照新公司规定,每月有4天假期,提前报备即可获批,不过夏正武、谢学文从未休息过。在出租车行业,主班司机比副班司机更吃香,摊的份钱少是其次,主要在于 无需跑夜班,“睡眠质量会好一些”,但现在,熬夜是常态。他们通常每天上午10点出门——为了避过早高峰堵车,夜里一两点回家,如果订单多,则可能跑到三 四点,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以往开出租。出租司机夏正武,在交班后吃过晚饭,保持着在公园散步的习惯,但专车司机夏正武,想散步唯有绕着车走几圈。

他没有机会和妻子、女儿道晚安。

夜里12点后,专车陆续回村,一旦过了3点,找车位将非常困难

日入1000元是夏正武的平均收入,但看起来惊人的数字,是要经扣减的,每天租车费用200元,21.77%的流水额需上缴平台,油耗也要一百多元。

没有任何人强迫他,他自愿委身在那个逼仄空间里,成为车的囚徒。“你要是觉得,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,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,“我们所谓的自由,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

从老板到司机

贺军与夏正武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攸县人。

“夏师傅是典型的老实人,做事踏踏实实。攸县人性格跟他差不多,谁吓唬他一下,让他给几千块,他也会给。”贺军说。

他坐在他开的湘菜馆里,毛主席的画像就挂于壁上。他外号“肥仔”,有一副臃肿的身材,留着板寸,脖子上戴着条粗硕的金链子——尽管如此,他仍然给人一种无害的敦憨之感,去开滴滴时,他会遵守规定将链子摘掉。饭店是他的主业,开滴滴只算兴趣爱好。

与夏正武的谨慎风格不同,贺军直言不讳到令人惊讶。他看好滴滴,理由是,“政府想打压你,通过平台呼叫所有车,守在那里抓就行了,来一个抓一个,一下子打尽。何必出去抓车呢?”他认为现在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微妙的平衡,“大领导怪罪下来,他说我在执行了。”

他 也是大望村的老住户了。2007年,他在大望村开了这家湘菜馆后,搬进这里。“我算半个地头蛇,什么风浪都见过。”他说。开店不到3个月,东北混混、本地 民兵与关外来的复员军人3伙人,就在他的店里发生口角,各自叫了人,展开对峙。他摆了两桌好菜,请各方头脑坐下来,平息事端。夏正武等人从未接触到村里的 领导,但贺军与他们关系熟络,他们常来店里吃饭。大望村没有人敢欺负到他头上。

那些年,攸县人贺军从不与“的士佬”来往,成天厮混的多是生意场上认识的外地人。“打车时你跟他说攸县话,好像要占他便宜似的。”他解释,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,攸县司机遇到老乡打车,结算时要少收几块,把零头抹掉。

但据侄子贺背的说法,主要因为当时贺军高傲,瞧不起人。贺背今年24岁,从15岁起就出来跟着叔叔学厨。“他经常不跟你说话的,馆子里的人都怕他。”

贺军与侄子在他开在大望村的餐馆里吃午饭(左一、左三、左四依次为贺背、贺军、贺熊)

1989 年,14岁的少年贺军带着几十块钱只身闯深圳。在餐饮行业,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,成为厨师长,获得股份,最多时手下带着200多人。他身上有股野蛮的生命 力,粤菜原本是他的专攻,但因为湖南人身份,手艺再好也难被认可,才半途改学湘菜。“我以前家里很穷,钱都是自己赚到的,没人管到我。”他自称是家里的土 皇帝。2007年时他最志得意满,在深圳的几个不同地方都开有餐馆。

但也正是那一年,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。他沾上了赌博。

麻 将、骰盅、牌九,乃至香港的跑马,什么都赌。他的瘾越来越大,后来是去澳门赌场的贵宾厅。当然是输多胜少。开在西丽的一个餐馆,在一场麻将中作价320万 元输掉。而输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门,十几个小时里,他先是赢了260万,但竟不收手,直至输掉500万。当时他身无分文,收债人给他买了船票,押着他回深 圳。另一座酒楼因此被抵押掉了。

输钱的事情传回老家。他父亲赶至深圳,追问他到底输了多少钱。他死咬住不说。“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,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,输了多少钱不用你们管。反正我也给过你几十万。”他对父亲说。父亲气得半死,当晚就回了老家。

至2009年时,他所借的高利贷利滚利已达300多万元,而他身上只剩一百多万元现金。他对妻子说,这些钱你拿走,我们离婚吧。讲了几次,妻子始终不愿意离开他。

债务终归是要面对的。他把所有放高利贷的人约到一起。“利息一分钱没有,本金我慢慢还。如果不同意,就一分钱不给了。”按原约定,300万的欠债每月要还45万利息,他根本还不起。他横下一条心,如果来硬的,就做一辈子的混混。

对方唯有同意。某种程度上,也得益于他市井生存的经验,借债时在借条上写明本金与利息,而非笼统一笔账,这样高额利息就不受法律保护。此时,他只剩下大望村一家店,另一家亟待装修的店因现金流断裂而变卖。

此后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。连续4年春节,他都没有回过攸县。“因为没有钱。我们那里讲究排场,过年要放炮。”

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故事,贺军讲述的时候,语气很平静,某些情节反而缺少戏剧化。比如他说到,当他提出离婚而妻子拒不应允时,两人一滴眼泪都没掉过;输掉几百万的那些夜晚,他也没有失眠,倒头就睡。

但他还在赌。澳门去不了,就在村里赌小钱。昔日白手起家的攸县之子,沦为故乡的反面教材,一直追随他的侄子贺背也走了——他当时尚欠贺背母亲5000元。“以前总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,当我倒霉的时候,他们都离开了。”他说。

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理解他的转折——真正让他决定金盆洗手的,不是一场灭顶式的大败,而是亲友乡邻的催债压力。全是小账,“你那里几千,他那里几千,我觉得很烦了,给我压力太大了。我才戒赌”。

2015年中,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,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。最开始是开快车,后经人引荐,进了汪国平的专车公司。赚钱在其次——他的餐饮生意大有起色,在受访的夜晚,他刚刚送了700份盒饭到会展中心——重要的是,把零散时光全部消耗掉,就不会想到赌。

“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。”贺军说。

每晚他在后厨帮忙,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,才开车出去。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,每次出去哪怕再晚,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。

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,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。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,也算不上舒服,“我肚子大一点,白衬衣就有点绷”。但就像变装的超人,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。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,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。

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他在大望村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,变得封闭而沉默。旧时生意伙伴都身家千万,他被抛在了最后面,感觉不好意思一起玩了。而攸县“的士佬”呢,他们并不在一个圈子里。

现 在,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。因多年来在村中的“江湖地位”——也是顺应本人意愿,他担任起名为“赏罚群”的微信群群主,管理账目。按公司规定,司机每 次被评为一星,罚100元,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,汪国平奖200元。利用这个小金库,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。不久前,司机们还一起去了趟大梅沙。

至少按贺军的说法,从前的老板朋友,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,“他们说我变了,不是以前的‘肥仔’了”。

滴滴不是万能药。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,是他自己。而他的妻子,当然还是原任,依然在他的生活里。

只是在某些时刻,过去的痕迹仍会不经意流露。比如,当谈及当日跑到的一个金额较大的订单时,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话,“手气还可以”。

家族

联接夏正武家族的那条隐形纽带,就长在大望村里。某种程度上,他们的生活变迁标示了这座城市的外来务工史。

2003 年,夏正武到深圳之初,就住进了大望村。在那种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,他住4楼,楼下住着妻子的哥哥与姐夫——他们更早些年就来深圳开出租了。这种家族式 蚁居,或许初衷只是图个相互照应,事实上足以对房东形成合力的对抗。“每次说要涨房租,都遭到司机的全体反对,他们会联合搬走,”一位房东抱怨说,“因为 这里的司机都是集体住在同一栋楼里,他们搬走了,一栋房子就全空了。”

当时的出租车行业是香饽饽。“一般白领是一个月一两千块钱,高级白领是三千多块钱,但我们能拿一万多。”

出 租车属于特许经营,想申请到一辆车绝非易事。“你去搞车,队长把抽屉打开,你把现金装到信封丢里面,他把抽屉一关。”夏正武回忆,“茶水费最少6万。反正 行业里这么一句话,如果你当队长,经历过一次旧车换新车(需重新申请牌照),你就赚了。”这个潜规则在2010年被媒体曝光后才严格禁绝。

副班司机虽无需操心牌照,但也需要关系。“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,你会跟他搭档,把车交给他吗?你不会的。”乡邻关系自然地成了一种准入门槛。

住进大望村后,夏正武从来没有搬过家。“环境确实非常差,但你想我每天干活这么辛苦,让我搬家我也不想弄。”他的一室一厅在2003年时月租是350元,现在涨到1100元,大约只有市区公寓的三分之一。

夏 正武逐渐把他原籍益阳那边的亲友——这些年算下来至少有十几个人,引入到深圳开出租。光在他家长期借宿过的,就有4个人。直至现在,客厅里还摆着张床,以 备接待客人。外甥谢学文也在舅舅家住过,他考了两次上岗证才通过,前后住了一个多月。稳定下来,他才搬到几分钟步距的另一幢楼里。“出租车司机好像群居动 物,都是我介绍你,你介绍他,然后枝繁叶茂,越来越多。”夏正武说。

夏正武当年带外甥谢学文加入出租车行业,现在又带他开起专车(左一为夏正武)

总体而言,夏正武绝非那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,但家人有事,他会冲在前面。他承认,有几次“打仗”,都是为了外甥谢学文。

几年前在加油站,有个小子不好好排队,还赌气撞了谢学文的车。他勃然大怒,呼叫老乡支援。当时已至下半夜,大家都不接活了,一路飞驰过去,“所有的红灯我们甩都不甩它”。

情理都站在他们这一边,十几个人把加油站一围,下车就把那人给狠揍了一顿,一哄而散。后来警察来了,问是谁打的。谢学文回答,都是路见不平的,不认识,打完就走了。他最后赔了500块钱。

“我们都是输钱不输气的。”夏正武承认他也动了拳头,“老乡不帮老乡,谁还帮你呢?”

“司机这个群体你管不好,他们就是一群流氓。你管得好,他们能变成有用的人才。”汪国平说。

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为队长。与出租车行业的队长不同,这个队长需要亲自出车,也不可能“打开抽屉”。他没有什么实权,更多近乎一个荣誉,以及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个现有约80名专职司机的公司里,有十几个人都是夏正武带进来的,甚至是他的亲戚,他的声音至关重要。

“如果老汪说,可能别人并不会相信,因为他是老板。我不是老板,我跟你们天天住一起的,不可能害你啊。我从来不说假话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
在法律关系上,滴滴平台与专车司机只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,并无日常交集。为了最大化调用资源,平台的奖励政策时常变动,一些沟通上的误差难免产生,而一旦控制不当,可能演变为司机与滴滴的冲突。但至少在汪国平的专车公司,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。

汪 国平的公司里另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,是贺军。他在大望村攸县人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,而且,他的3个侄子也都进了公司。他没有获得队长一职,私下里他也会 说,“都是因为老汪怕我造反”。但千万别把他想象成狠角色,现在的他深具亲和力,公司里谁都可以叫他“肥仔”——他喜欢被人这么叫,只有3个侄子不能。

“肯定要叫叔啊,辈分不能乱。”28岁的贺熊说,早年间他也跟过贺军一段日子,学煲瓦罐汤。

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贺背。过去几年,他在佛山帮父母看店,本想去广州开出租,贺军召唤他——欠他母亲的5000块钱早还了,他就回归了。现在,他就住在贺军家里,独享三居室中的一间,来客人就睡客厅沙发。

贺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这个,贺背是他小时候用的原名。但贺军依然这么叫他。他是看着侄子长起来的。“生他的时候,他妈差点死掉,背出来去医院的,所以叫他贺背。”贺军说。

贺熊之前在广西开了3年家具店,生意垮了,亏了80万,才决意投靠叔叔。目前他和贺背都有了自己的专车。第三个侄子5月底才来,车还没发到手。

贺军的餐馆成了侄子们的食堂。每天上午出车前,他们会在这里吃碗米粉,其他时间赶上饭点,也一起吃饭。当然是免费的。

贺熊初来乍到,贺军为他担任起向导,带他在村子转。他提醒侄子,他所住的区域比较乱,“打牌的都在那边”。

与 许多城中村一样,大望村自有看不见的江湖。这些事情贺军一清二楚。早些年,地下赌档与放高利贷的营生被东北人的帮派控制。上百个河南人也住在这里,负责给 龙岗与平湖的迪厅、夜店看场子,到了晚上就一窝蜂地出去了。现在,大的帮派都不在了,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贷的小混混。

走在村里的路上,一辆车迎面开来,车里的人探出头向他打招呼。车驶过后,他轻声说道:“那人是个放高利贷的。”

他早就对那些人把丑话说在前面了,“如果你敢借给我侄子,我一分钱不还你们”。

侄子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出车,两三天难得见一次面,但只要碰到一起,他就会问起每人的业务量。“3天只做1000多元?”他对贺背的成绩很不满意,“上周还跑了7000块呢。”他怀疑侄子们又去聚餐了,“耽误时间”,他嘟囔着。几周前3人就曾先斩后奏,过生日喝酒去了。

他每天查岗,在微信里看侄子们有没有回话。如果没有,就直接打电话。他订下规矩,看见他的未接来电,必须马上回复。贺熊曾因回复不及时被他愤而拉黑。

有一次,贺熊的同学来找他玩。他就没有出车,约上贺背,几个人把手机一关,去宾馆打了一天牌。晚上回餐馆,贺军将他们拦在门外痛骂:“如果你们这么瞎混,全部滚出去。”原来,他通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查到侄子们的位置。“定在那里没动过,肯定在赌博。”

他不想侄子们走他的老路,“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容易沾上赌博。从打小牌开始,输了钱,旁边马上有人借你高利贷”。

实际上,他们只算远亲。在攸县农村“贺家组”的56户人里,低一辈的贺姓男丁都是他侄子。“不单单开滴滴他才管我,他就等于我们亲叔一样,全部要管,包括与老婆吵架。”贺熊说。

角色转换

贺军与他的第一个乘客相处并不愉快。

那是2015年5月,他刚开滴滴快车,从大望村接上一个女人,结果遇上了堵车。那人一直骂个不停,他很快就受不了。他半途放下乘客,并按照13元的快车起步价塞去15块,“你不用找了,反正我不拉你了”。

他掉头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后来他在司机群里抱怨,别人告诉他,这种遭遇挺正常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作为回报,他获得了一个“一星”的最低评价。

当他跑到一百多单的时候,他又遇到一桩堵心事。事由是他不对,那天他与侄子刚好都有接机预约单,他想早些回家,便私下和侄子调换了。把客人送到3个不同的地方后,最后下车的那个自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人指出他人车不符,拒绝付款。车费是280元,他赔了女人300块钱。

“300块对我没什么,但我刚刚做滴滴,不想被投诉。”他回忆。

他之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,开餐馆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门,但有事轮不到他出面,有经理顶着。“那个女的太狡猾了。人车不符,你可以不上车,把所有人送完了,才说不付钱。”

“酸甜苦辣都尝过,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。”贺军感叹。

每一个滴滴司机都面临着挑战。对于曾经的出租司机来说,他们需要对抗的,是昔日的惯性。

谢学文从来是个不爱说话的人,开出租车时几乎不和乘客说话,看见有人招手,停车、开车、收钱。但现在,他必须要说了,接单后的标准用语是:“您好,我是您的专车司机。”

而当他说起话来,又是个大嗓门,瓮声瓮气的。他必须控制,用一种略显怪异的发音方式——听起来他好像在依赖鼻腔说话,才显得温柔一些。但有时乘客听不清,他就想,“完蛋了”。

最 初开专车的一段时间,他的评分只有4.7,属于全公司垫底的极低评分了。他很苦恼,向舅舅抱怨,就差给乘客当孙子了。比如有乘客抱着小孩坐在副驾,他会 说:“先生,您这样坐是不行的。”那人说没事。他有点着急,但还是客客气气,“路上很多摄象头,抓到了要罚款的”。那人还是无动于衷。

“我能再说吗?我说了,他给你一个一星怎么办?”以前在出租车上,他哪需要管这些。

“你表达的是你的立场呀,你是怕扣分怕罚款,你没有站在乘客的立场。”夏正武给外甥演示正确的方法,“如果急刹车,这个小宝贝坐在前面不安全。这样乘客很愿意接受的。”

“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哟!”

“换位思考,懂不懂?换位!”

慢慢地,谢学文的评分也长上来了。“他那个人毕竟学历不高,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,他也说不出来,但是这个人是诚实肯学的,我一教呢,他还是会听我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
谢学文以前不爱搭理乘客,但现在他有意识地在提升自己的亲和力

贺 军的滴滴之旅在继续。这一年,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:一个青年临登机时才发现手机忘在车上,贺军返回出发点,把手机交还他的父亲;一个面色忧郁的香港人去 皇岗关口,聊了一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,最后竟给了50块钱的小费;两个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,靠着手机打字,最终顺利抵达……

一个离异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电话,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,才发现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阳,他于是主动提出免费送她一程,以避免投诉。但一路上他们聊得很开心,女人确认是自己搞错了,照价全付,还说到下次去爬梧桐山,要顺道做客他的饭店。

贺军发现,他喜欢上了与乘客聊天。

从 有些角度看,乘客与司机的地位似乎并不平等。乘客一旦投诉,依据汪国平专车公司的规定,司机就要接受罚款,还会影响每月返点。一位司机讲述了某次他的两难 处境,情侣在他车上,一个要调头回家,一个坚持往前开,他不知道听谁的,两个人都是他的“上帝”。他试图调和,被骂了一顿,拿到低评分。

一般预约等待限时10分钟,接机则必须无限等待。贺熊曾从下午2点等到凌晨——预约期间无法接实时单,才接到乘客电话,飞机因大雨降落于汕头,订单取消。

在所有受访者中,夏正武是唯一愿意理解这种不平等的人。“滴滴凭什么跟出租车来抢市场?服务。你凭服务赢得市场,而不是靠价位。”

他们更有礼貌。他们更友善。他们更在意你的感受。但他们不是新的人类物种,他们是你在出租车上可能遇到的同一批司机。他们都不完美——谢学文说话瓮声瓮气,贺军是个赌徒,夏正武曾为侄子出头打过人。

但这些不完美的人,尽力在提供尽可能完美的服务。

同一个屋檐下

置身大望村,你很容易忘记这里是广东。村里餐馆选择不多,湘菜馆占了绝对多数。湖南人钟爱的槟榔在每个小卖部都可以买到,贺军店里的伙计一天要嚼4包。“攸县”成了一种商标,如果说用在餐饮业尚可理解,但一家理发馆与修车厂也冠以攸县字样。

“只要你愿意,你可以在这里全天都讲攸县话。”贺军说。

如果稍微观察,你会发现大望村壮年人占了多数,老人和小孩占少数,与湖南的村庄恰恰相反,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齿轮。

很 多人都会把稍大的孩子放回老家,小的带在身边。贺军16岁的大女儿在攸县读中学,9岁的小女儿则在大望村读小学。很难视她为广东人,因为她不会说广东话, 在这个村里,广东话是排在普通话与攸县话之后的第三通用语言;也很难视她为湖南人,因为她尚缺那里的生活经历,她在大望村出生长大,老家总计只回过2个 月。

无论贺军与夏正武有多少不同,至少有一点上是一致的:他们在大望村已经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,但依然对这个地方缺少归属感。

“这个村子我不喜欢也不讨厌,但我喜欢老家,永远不会改变。”贺军说,“这里的米粉虽然叫攸县米粉,但没有攸县的味道。”夏正武则肯定地说未来要回湖南,“等我孩子一上大学我就走”。

10年前的大望村,最多的是制衣厂。互联网对大望村的第一波改造是制衣厂的逐渐消失。信息透明化的力量与网购的消费习惯,杀死了欠缺竞争力的小作坊。

现在,第二波改造来了。

尽管变化仍持续发生,就目前来说,出租车司机转开专车的,还是少数派。更多人的心态是保持观望,不敢冒险。

而即便像夏正武这样的先行者,也选择每月租车,而非像贺军与其侄子那样自行购买。实际上,他每月租金要比月供还高一些。

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,如果追问下去,夏正武会忸怩地说,“因为这个新生事物,政策性的东西谁也不敢保证搞多久。如果我买个车,搞一年就搞不了了,那我折现卖掉的话,这一年白干了。租车简单,我不要操那份心”。

移动互联网早已覆盖了大望村,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,夏正武是属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。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机了,但只使用打电话这一个功能——发短信都很少,他觉得打字费劲费时。加入滴滴后,他的手机里至少多了两个移动应用,“滴滴”是必须的,另一个是微信。

但 直至现在,他对自身的互联网改造不尽如人意:他总是忘了看微信,汪国平与他达成共识,有事直接打电话;由于跟不上“抢红包”的节奏,一位滴滴的总监在过年 时不好意思地问起他,“是不是最近有情绪,怎么一个都没抢”;他自拍技术恐怕远远落后于他的车技,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张自拍照片,若非被提醒,他意识不 到眼睛是闭上的。

2015年1月,汪国平将公司的新年联欢会放到贺军的餐馆举办,他不放过每一个普及滴滴的机会,“滴滴专车公司”的条幅就高高地挂在店门之外。这个举措引发了内部的担忧。这里可是传统的的士村啊,“这么高调不怕被砸场子吗”。

这种敌对是可以理解的。两个阵营的人总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,专属经营权被共享经济(滴滴的专车、快车有近80%是兼职司机)所挑战,而最烦躁的是,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主要还流向了那一方,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车竟然还会毫不客气地褒贬评价。都是滴滴的错。

即便夏正武也承认,当他还开出租车时,对滴滴“有一点讨厌,如果你问我路的话,我就不会告诉你”。而谢学文开了滴滴后,也能感觉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气,“他知道我们是干滴滴的,有时候超你的车,或者变道,对你不客气”。

但那场联欢会平安地结束了。

其实,弥漫于外界的滴滴与出租车的紧张气氛,在这个处处是熟人网络的村里并不存在,每个家族都有不同阵营的人。双方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,比单价,比客源,购车要多少钱,被抓到罚款多少钱,每月赚多少钱。“天天就是聊这些,对比。”贺熊说。

在夏正武印象中,从2003年到现在,深圳出租车只停过3次工。一次是非典期间,一次是争取燃油补贴,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,针对滴滴。

停工发生,大望村的出租司机向来共同进退。“有时候并不是心里想罢工,是为了大局,”夏正武说,“大家都罢,你要不罢,你以后在这个村里面怎么见人啊,人家说你八辈子没见过钱。”

尽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,乡邻间的和谐关系并未破坏。夏正武记得那天早上,他大哥把出租车停在门口,对他说:“你快出去吧,外面好多客。今天让你们赚个饱。”

那之后的几天,深圳政府发布消息,“鼓励出租车企业降低租金以减轻驾驶员的负担”,并对每辆车发出每月2000元的补贴。

“其实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,出租车就不会饿死了。他们心理上受到安慰,政府还是重视我们,就像解决两千块钱,第二天就开工了。”夏正武说。

从前开出租时,他也琢磨过行业改革。“但是我想又有什么用呢?谁会给你改革?因为它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,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。”他认为两个阵营不该敌对,“相反有滴滴专车之后,你出租车司机更有理由,让政府和公司做出让步,减租。如果没有滴滴,一辈子都不能实现。”

夏正武获得过“优秀出租车司机”的证书,全年无投诉、无违章、无罚款。他说他从不绕路,捡到手机会返还失主,但他也承认,他会拒载。

对于那个他已经离开的行业,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仍在,“不管是司机服务水平、整体素质,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出租车能够跟深圳比”。

他仍会努力地为其辩护,他说乘客以为的绕路,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单行道较多;提及行驶于关外的“绿的”经常不打表,而且投诉往往是无效的,他强调关内的“红的”不一样,“是正规军”。

“深圳管得多严啊。”那些内部制度他记得清清楚楚,“发现一次绕路罚款两千。多绕的钱,按50倍返还给乘客。发现两次,取消上岗证……”

至于滴滴与出租车在所难免的竞争,谁该获胜,对于夏正武来说,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
“我有亲戚开出租车,也有亲戚在开滴滴,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业。最完美的结局。”他说。

采访结束时已是凌晨3点,此时到黎明是大望村最难找车位的时间段,因为专车都回村了。路旁停满了车。夏正武把车开到了村中一处林中空地,但树与树的缝隙也都挤满了车,要知道搁两年前这里一辆车也不会出现。

兜转多处地方,半小时后,他终于死心了。

他唯有冒险一试,将车开到家楼下。他极不情愿,因为要穿过一处极其狭窄的胡同。天黑看不清,他心疼车被擦坏。车以近乎嵌入墙壁的状态,一厘米一厘米地推进,通过了那条几米长的关口。

夏正武长嘘一口气,他的一天结束了。按照他的习惯,他要抽几根白天没太多机会抽的烟——他总怕烟味沾到车厢,然后冲凉,吃饭,睡觉。

他所在的大望村则是不会沉睡的,不断有夜归的车灯亮起,而几个小时后,大批出租车将启程,它们颜色一致,向着城市进发,有如道路上的蜂群。

原标题:深圳“滴滴村”:被互联网收编的司机和他们的江湖,“酸甜苦辣都尝过,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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